第744章白云机场货站安检员在货物包裹中查获危险品

　

（2）行政复议委员会引入了高校教师、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参与案件审理，这些外部人员凭借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复议的专业性和办案质量。

因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中央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提高服务水平。[xxxv] 按照职能下属化原则，服务供给类属于地方性立法事务，应下放至具有立法权的最低层级主体。

在内容上，地方立法一般也谨守界限，不作过多的创制性规定，甚至大篇幅重复上位法已有的内容。联邦制国家的刑事法律和诉讼制度的统一性只是中等偏上，这表明这些制度存在多元化的现实需要。若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者，则地方政府促进市场开放的意愿就只能通过区际合作协议来实现，这在范围和效果上都无法与中央政府直接运用强制力促进市场开放相比。诸如营造公共设施、提供物质帮助等给付行为属于服务提供型的资源配置，可以由较低层级的主体来实施。然而，对于许多地方来说，设置市场壁垒可以保护本地落后企业，进而保护本地税源。

严格来说，政府介入这些活动会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所以，为保持整体法秩序的稳定，与市场统一相关的职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换言之，指令通常对成员国执行条约义务留有酌情权，故而一开始被认为并没有强制约束力。

除了建立原子能共同体和共同关税市场，《罗马条约》为1952年成立的共同体法院机构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制度安排与功能定位：共同体法院由7名法官组成，其职责是解释条约，保证在解释和执行条约时法律得到遵守，并受理共同体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之间涉及到条约执行的争论。成员国宪法特质教义的兴起不仅是单纯的法律现象，还展现了欧洲一体化中法律整合（legal integration）的复杂性与欧盟治理中如何安置主权国家宪法秩序的现实政治难题。欧洲法院通过前述两案证立了共同法的直接效力和优先效力的两个奠基性原则，这两个案件至今也都是欧洲公法研究言必称的开山案件。简言之，在2009年《里斯本条约》之前，欧洲法院的官方名称为欧洲共同体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JCE）。

52. 也就是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前身，共同体议会自1962年改名为欧洲议会。并且认为如果对欧盟权能采取一个扩张解释的观点，则非常危险。

Costa先生在一个私人企业中拥有股份，但这个私企被国有电力公司E.N.E.L.收购，故Costa先生拒缴电费，以此抗议，后被E.N.E.L.在意大利本国告上法庭。一直到1986 年的《单一欧洲法案》中，才正式明确了欧洲理事会与共同体的关系及其法律地位。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4条：联邦可以通过法律将主权权利让予国际机构，联邦将同意对自己的主权权利作某些限制，以便建立和确保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秩序。同时，出于《基本法》对基本权利保障的义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自己不仅有权审查德国国家机构的作为，还在与欧洲法院的合作关系（Co-operative Relationship）里有权审查共同体衍生法在德国的效力，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未包括基本权利条款时由自己来进行如是审查尤有必要。

有研究将欧洲法院这种现实定位称为欧盟权能秩序的守护者。里斯本判决使得宪法特质成为了欧洲公法研究至今的一个热点问题，并且不断向比较宪法业界迁移。2009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特质教义看似是《里斯本条约》时代关于谁有权审查欧盟机构的行为以及欧盟法律这一问题上欧盟内部不同层级法院之间直接冲突，现实中这一教义的功能和意涵依然契合欧洲一体化自始以来关于共同体本质的张力结构，同时极有可能在未来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议题上再度出现。56. Case 26/62 Van Gend en Loos v Nederlandse Administratie der Belastingen [1963], 01. 57. Antonio Cohen, Constitutionalism without Constitution: Transnational Elites Between Political Mobilisation and Legal Expertise in the Making of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1940s-1960s), Law and Social Inquiry, vol.32, 2007, p.127. 所以在历史情景中，本文也不准备将此案称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而里斯本判决中的宪法特质教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回应欧洲一体的德国宪法裁判中也有清晰的发展脉络，下文会相应交代这一部分内容。该法院还有审议理事会和委员会等机构制定的法规是否合法等权力。

然而和具备直接效力的规章不同，指令要求欧洲联盟成员国达成订明的目标，但并不限制成员国达成目标的方法。国际法领域对欧盟法系统性的研究，见曾令良：《欧洲联盟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无论是寻求初判还是对共同体判例法保有尊重，欧洲法院与成员国法院的摩擦都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持续到现在，并且还有不断深化的迹象。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坚持自己对共同体法的审查权，认为国家主权让渡给欧盟违背了《基本法》原则，法院有权否决国家向欧盟的权利让渡。指令具有直接效力也是通过欧洲法院的判决才得以逐步建立。在一份回应欧洲集体身份的文章中，罗森福尔德（Rosenfeld）相信未来欧洲宪法的成败，关键在于欧洲是否可以造就一个管用的宪法特质。持续进行的欧盟宪法整合过程同样提供了一种变动中演进的宪法观念。1974年的Solange I 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限制了共同体法的优先效力，理由是当时的欧共体并没有一部可以和《基本法》上基本权利保护相匹配的权利法案，欧洲法院在基本权利保护上的能力不足（Insufficient），所以联邦宪法法院基于基本权利保护的义务，有权审查共同体法是否与《基本法》适配（Compatibility）。

《欧洲联盟条约》第5条第2款看上去像是在暗示成员国是条约的主人（Masters of the Treaty），但欧洲法院采取的解释路径却恰恰相反：确定欧盟权能的边界成为了欧洲法院的职责。以日益紧密的联盟为目标，1958年生效的《罗马条约》宣告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为未来的欧洲法律一体化提供了初步明确的制度框架。

六年后，欧洲法院甚至直接在判决中阐明：条约即宪章（Constitutional Charter）。宪法特质教义本身体现了欧盟成员国国家主权在现实中的稀释，从而这一教义本身成为了抵挡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剑与盾。

带着强烈的欧盟怀疑主义，宪法特质这一教义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用来审查《基本法》中不可违反的核心内容（Inviolable Core Content）是否在适用欧盟层级的法律机制中得到了尊重，尤其是考虑到后者必须以欧盟法上的授权原则为前提——欧盟的权力来源是成员国以条约为基础的主权让渡，其行动能力也受制于此。英国对共同体法优先效力的司法审查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Factortame案。

而在1992年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审查判决中，法国宪法委员会作出了违宪判决。桑德斯基（Sadurski）认为欧洲宪法特质根植于欧洲的法律传统，并非仅仅是一个在宪法演进或者改革中可以被应用、实施或者倡导的工具性法律概念。这是德国公法脉络里宪法同一性译名之所在。欧洲公法组织（European Public Law Organisation，EPLO）这一学术机构，创立于2004年，三年后开始实质运作。

Solange II 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共同体法审查突然的软化态度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发生扭转，一直保持至2009年里斯本判决。（二）研究问题与本文结构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做出里斯本判决已逾十年，宪法特质教义在这一划时代判决中的证立也经历了第一个十周年。

授权原则亦诞生于《罗马条约》，内涵是共同体各机构在本条约所授予的职权范围内采取行动。1958年宪法第45条规定了一切法律草案或者建议案应相继在议会两院进行审议以及审议的程序。

欧洲法院此举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在于，当时欧洲法院核心人物的取向还是把法院理解成联邦法院，同时基于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甚至认为不需要向典型联邦制国家借鉴任何制度移植。所以，本文将首先在欧盟法的论域中揭示宪法特质教义的规范功能与现实意涵，希冀引发争鸣或者形成共识。

本案的起因是一家私营公司起诉荷兰税收当局违反《罗马条约》第12条关于禁止成员国增设进出口税的规定。不仅如此，对共同体公法体系下基本权利保护实际上是欧洲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共同参与的连锁结构（Interlock）。欧洲法院面对的第一个案件是Franz Frad v. Finanzamt Traunstein案。换句话说，前述两案的既判只是给共同体独立公法秩序的发展开了个头，而远非能够夯实其根基。

比如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就认为，欧洲联邦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成，托洛茨基在《裁军与欧罗巴合众国（1929年10月4日）》也表达过类似观点。1980年，欧洲法院做出判决，否定了理事会通过的相关立法，并判定：基于欧共体的条约规定而向欧洲议会咨询的程序本身，就是为共同体的法律手段提供合法性。

程卫东认为《里斯本条约》虽然更明确地突出授权原则（Principle of Conferral），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欧盟的权能问题。辅助性原则意味着，在不是共同体专有权能的领域，只有在某一行动不能有效地由成员国实现，并且基于该行动的规模和影响的考虑，只有由共同体行动才能更好实现的前提下，共同体才能采取行动。

宪法现实主义立场之上，以宪法特质教义为线索，在历史-制度视角中可揭示欧盟层面立法及裁判权威、成员国宪法秩序及其宪法裁判之间的紧张结构，而这一结构指向的则是欧洲一体化现实带来的关于共同体本质的追问。国际公法的意义上使用欧洲公法概念，见何渊、邓念国：《论公法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39-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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